从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月1日,是中国结束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,步入“全面二孩”时代的第一年。“全面二孩”政策直击民心,让更多夫妇有了“再生一个”的想法,高龄孕妇的队伍因此越来越壮大,她们的安全成为重中之重。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、雅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德明。他曾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建议加强产科医疗服务体系,应对第四次生育高峰。

《声音周刊》:二孩政策放开后,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生育高峰,但同时也有报道称,80后和90后的生育愿望仍不强烈,二孩的主要生育群体是70后。您掌握的情况是这样吗?

张德明:2016年10月,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了一组数字:上半年全国出生人口831万人,同比增长6.9%;二孩出生比重为44.6%,与2015年相比,上升了6.7个百分点。以我们医院为例,产科门诊量2016年一年增加了100%。40岁左右女性前来咨询备孕的人数较之前大有增加,36岁到43岁的备孕人群约占总备孕人群的30%。由此可见,国家鼓励生育的措施效果是明显的。

《声音周刊》:全国妇幼卫生监测数据显示,2016年上半年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为18.3/10万,比2015年同期增长30.6%。这一结果与高龄产妇涌入生育大军有关,是否也暴露出我国对高龄孕产妇的急救体系的不完善?

张德明:根据世界卫生组织(WTO)的规定:35岁以上的孕产妇为高危产妇。因为高龄产妇发生妊娠高血压、糖尿病等妊娠并发症的风险更高,直接威胁孕产妇的生命安全。有资料显示,妊娠高血压在高龄孕妇中的发生率比适龄孕妇高出2到4倍;糖尿病及妊娠糖尿病的发生率更是比适龄孕妇高出3倍以上。

还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,我国剖宫产的比例相当高,国际上给出的参考数据是15%到20%,而我国基本达到了45%到50%,有些地方甚至达到60%。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生育的妇女,不知道今后还会放开生育政策,为减少生产时的痛苦,很多人选择了剖宫产,这对其生育二孩带来极大的风险。现在的高龄产妇中近50%是瘢痕子宫,如果二胎怀在疤痕处,可能会导致胎盘植入或凶险性前置胎盘,严重的会危及生命。

随着高龄产妇的增多,发生孕产期合并症和并发症的风险随之增大,这给医疗机构也带来了新的挑战。国家卫生计生委在2016年印发了《关于切实做好高龄孕产妇管理服务和临床救治的意见》,计划在2018年底建成孕产妇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急救、会诊、转诊网络。我了解到,北京等地已经制订并完善了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转诊、会诊网络和机制。每家二级助产机构都对应区级抢救中心和三级医院妇产科。只要是出现严重高危产妇或疑难并发症,孕产妇都可以迅速地通过绿色通道,向高一级的医疗机构转诊。

高龄产妇已经涌入生育大军,急救体系也得跑步跟上。期待全国尽快建立并完善针对高龄产妇的急救体系。

《声音周刊》: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,您曾建议加强产科的服务体系建设。建议办理情况如何?

张德明:我国孕产妇数量多,就医需求量大,特别是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和第四次生育高峰的到来导致“扎堆生”,但产科医疗资源却严重不足,产科医务人员短缺达40%以上。为此,我建议加强产科服务体系的建设。比如,在国家层面制定产科医疗服务规划,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专项建设资金,增加产科医疗资源,保证每一个地级城市有一所妇产医院、乡镇社区医院和所有的综合医院均有独立的妇产科,让产科的床位数与孕产妇的人口数相匹配;加大基层产科医务人员的配备与培养,建立城乡产科人力资源的有序流动机制,保证基层医院的妇产科能有效运行,等等。

建议办理还不错。针对医护人员和医疗资源紧缺的状况,国家“十三五”规划纲要已经做出明确部署。国家卫生计生委也印发了《关于做好新形势下妇幼健康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提出要对累积生育需求集中释放,出生人口数量有所增加,高龄孕产妇比例增高等问题作出安排。